存于泉州龙山曾氏大宗祠内的曾公亮画像

泉州龙头曾氏大宗祠十分有气势

朴里吕氏九甲祠堂所在地据说是吕惠卿故居旧址

吕惠卿后裔沿用“文献传芳”为灯号

　　南宋“樟隐老人”祝穆在其撰写的综合性地理志《方舆胜览》内述及泉州人文之盛时称：“欧阳之后，六人亚魁帝榜；曾公以来，四相辅治龙池。”的确，北宋时期，从嘉祐六年（1061年）到绍圣三年（1096年），35年间，曾公亮、吕惠卿、蔡确、苏颂相继把持宰辅之位，制造了闽南宦界的一段“极臣岁月”……

　　曾公亮：一席话荐举王安石

　　一出道就被视为旷世奇才的王安石，在仕途上也曾遭遇坎坷，甚至屡次辞官。宋神宗即位后，在是否召用王安石一事上举棋不定，这时，三朝老臣曾公亮的一席话让他豁然开朗，也让王安石这位旷世奇才找到了登上权力之巅的“天梯”……

　　带着“狠”劲冲击仕途

　　“里中志记曾明仲，桥上人歌蔡状头。读到温陵稽古史，满怀羁思涕横流。”这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游泉州后写下的诗句。诗中提及两位著名历史人物，一位是宋代《武经总要》编撰者曾公亮，一位是倡修洛阳桥的蔡襄。这两位杰出人物贡献颇多、名垂青史，迄今为世人所颂扬和怀念。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曾公亮，年轻时也算是一个“异类”。宋天圣元年（1023年），宋仁宗即位，其父曾会派他奉表赴京祝贺，仁宗见他聪慧，一高兴就打算授他大理评事一职。可曾公亮不干，他打小立志要靠自己的奋斗入仕，不愿依托“父荫”取得官职，遂“不赴调”。就这样，连皇帝御赐的“保送名额”都被他给推辞掉了。天圣二年（1024年），曾公亮果真举进士甲科第5名，被委派到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任县令，当时他才25岁。

　　而后，曾公亮时而在基层锻炼，时而担任京官，不断在民间和皇城部衙之间切换身份，博长见闻，增厚政治履历。直至嘉祐六年（1061年），曾公亮官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位列极臣。当年那位初入仕途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也变成了两鬓霜白、老成持重的六旬翁。

　　厦门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蔡景康曾撰文表示，两宋时期晋江曾氏家族（注：当时晋江隶属泉州，辖泉州行政中心所在地）极尽辉煌和显赫，这与该族人才辈出紧密相关。在以曾公亮为代表的曾氏名宦身上，闪烁着勇于创业、敢于拼搏的“晋江精神”。的确，如今回头看曾公亮年轻时的不肯托荫入仕，真是带着一股“狠”劲。

　　一力保荐变法轴心人

　　宋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逝，神宗继位。一位旷世奇才的命运，正被不满20岁的新皇帝放在手心里掂量。

　　赵顼在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有一次，他读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大加赞赏，这个名字也就此烙在了他的脑海里。赵顼登基后，发现国家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政费繁多，再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致使北宋国库常年亏空。为此赵顼苦恼不堪，于是想到要提拔王安石来帮助自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当时王安石因为在仁宗时受挫，宋英宗在位时期屡次征召他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这不由得让赵顼在心里嘀咕：这位临川先生（王安石的别称）到底有没有真材实料？

　　此时，曾公亮出现了。据泉州曾公亮学术研究会理事曾群策、曾国贤介绍，曾公亮对王安石的才干十分赏识，曾多次在神宗面前举荐王安石。曾公亮对神宗说：“安石文学器业，宜膺大用。”据《东都事略·卷69》载曰：“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公亮乃阴助安石，安石置条例司更张众事，公亮一切听之，于是神宗益专信任。而王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从这记载中不难看出，若非曾公亮的一力保荐，神宗也不可能如此信任王安石，而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甚是感激。尽管当时保守派激烈反对起用王安石，但都没有丝毫动摇曾公亮支持王安石的决心。

　　不过，由元人编修的《宋史》却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就此事向曾公亮“泼脏水”。《宋史·列传71·曾公亮》载曰：“初荐王安石，及同辅政，知上方向之，阴为子孙计……尝遣子孝宽参其谋，至上前略无所异，于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宽至枢密以报之。”认为曾公亮举荐王安石是为了让儿子曾孝宽以后能攀附王安石。曾群策表示这“实在荒谬”，因为“当时曾公亮的地位在王安石之上，何须利用王安石来谋私利”。

　　年高德劭的政治家

　　保守派官僚攻击曾公亮的喧嚣声，恰好表明曾公亮确是熙宁变法的真正支持者。见变法阻力甚大，曾公亮还遣儿子曾孝宽参与谋划，力助变法推行。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推行保甲法，规定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轮差巡查，维持治安。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建立社会治安网，同时节省军费。不过，由于保守派暗中怂恿，一些百姓为了逃避训练而自残，有的甚至自断指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时任直秘阁校理提点开封府诸县镇事的曾孝宽，在开封府辖下的70个县立赏，抓捕蛊惑躲避保甲法的不法分子，这个事件才得以平息。从此以后，曾孝宽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有了曾公亮父子的支持，王安石变法如鱼得水。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王安石与曾公亮之间就没有任何分歧。实际上，二者在青苗法的实施上就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曾群策指出，青苗法原本是政府借青苗款给百姓，等收成后再连本带利还回的惠民政策。可是在实施过程中，却被州县官员曲意执行，不断走形、变味，“州县常平钱（青苗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为民诟病。青苗法中还有对城镇居民征收“坊郭俵钱”的规定，所谓“坊郭俵钱”是一种政府强制性散发给城镇居民的贷款，是一种“不利百姓”的措施。目睹百姓受苦，曾公亮与陈升之曾一道上奏要求取消青苗法。不过，虽对某些新法条款不予苟同，但曾公亮及其子曾孝宽还是以大局为重，继续帮王安石推进变法，以期变法最终能使国家走上不断强大的道路。

　　熙宁三年（1070年），曾公亮以老避位，当年9月拜司空兼侍中、领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熙宁四年（1071年）判永兴军，翌年以太傅身份致仕。元丰元年（1078年），公亮去世，终年80岁（虚龄）。神宗临丧哭泣，停止上朝三天，还遣官致祭，并赐“两朝顾命定策亚勋”御篆碑。南宋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赞曾公亮：“所至举职，皆有能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7》载称：“公亮谨重周密，内外无间，受遗辅政，有始有卒，可方汉张安世。”纵观曾公亮一生，他无愧为北宋政坛上一位年高德劭的政治家，其为官处处为民着想，而他举荐王安石一事，更证明了他的慧眼，恰如宋仁宗褒扬他时所说的——“行足以励朝，谋足以经国”。

　　吕惠卿：熙宁变法领袖级人物

　　在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王安石要如何变局来挽救国运呢？南京大学已故副教授姚治勋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一书中称，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而在这原则指导下进行国家理财、育才和整军，是变法改革方案的三大组成部分。王安石把理财问题当作“治国养民”的关键，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理财才能达到“富民化俗，以兴起太平”的目的。在近千年前的农业社会，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包括国家贷款等经济学知识更是远超同期所有人。王安石的才学和超前理论也打动了一位当时还在开封校订藏书的泉州官员，他就是吕惠卿。两人一见如故，一度情若师徒，共同撑起了熙宁变法的脊梁骨。可惜，后来受保守派的挑拨，二人关系渐生龃龉，最终分道扬镳，成了令人嗟叹的一段传奇。

　　成为王安石较早追随者

　　吕惠卿（1032—1111年），字吉甫，今泉州南安水头镇朴里人。与曾公亮一样，吕惠卿也是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吕璹是一位能臣干吏，他果决的办事风格，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吕惠卿。吕氏作为官宦家庭，学风甚浓，正是这样的环境促使吕惠卿从小就对经书、典籍着迷，博闻广识，这为他日后能成长为变法运动中的领袖级人物打下了坚实基础。

　　嘉祐二年（1057年），吕惠卿起进士，为真州推官，后经曾公亮推荐在集贤殿任校勘。嘉祐三年，欧阳修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到“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至也”。在欧阳修赞美的语句之中，王安石第一次见到了“吕惠卿”这个名字。

　　嘉祐六年（1061年），吕惠卿在开封与王安石相会，“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宋史·吕惠卿传》）。吕惠卿和王安石在经义、理政方面有着共同语言，成为志同道合者，因此吕惠卿也就成为王安石较早的追随者。

　　变法的核心力量之一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展变法。王安石开展变法的首要任务是网罗变法人才，壮大实力。《宋史·吕惠卿》载：“熙宁初，安石为政，惠卿方编校集贤书籍。安石言于帝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王安石特意向神宗举荐吕惠卿。后来，吕惠卿在神宗的支持下被提拔为司农寺主要负责人、集贤校理、太子中允，由此一跃而成变法的核心力量之一。

　　新法的实施招致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形成了“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讻讻皆以为不可”的局面。吕惠卿作为一名坚定的变法者，不惜与司马光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以此力助新法的实施。吕惠卿与司马光的辩论，一方面展示了吕惠卿卓越的才华和过人的胆识，给神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另一方面通过吕惠卿对于变法必要性的详细阐释，使宋神宗坚定了变法的信念，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保守派对新法的打压。

　　熙宁三年（1070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变法机构由于受到保守派的攻击被废除，但其变法职能在神宗的授意下移交给司农寺，由吕惠卿掌管执行。吕惠卿成了变法的主要负责人，主管农田、青苗等具体事务。同年，吕惠卿因父亲去世回家丁忧，并于熙宁五年（1072年）丧服结束，返京成为天章阁侍讲，同时管理国子监。

　　熙宁六年（1073年）时，吕惠卿同王安石之子王雱等人共同编修《三经新义》，该书成为义理解释的官方标准，其内容也成为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三经新义》的编修还是后世吕家家学被誉为“中原文献”的来历。现今，闽南吕惠卿一族的后裔尚以“文献传芳”作为他们的灯号。

　　内部分裂导致失败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吕惠卿成为参知政事，开始统领变法。

　　吕惠卿同王安石之间产生裂痕，起因是郑侠案。郑侠公开反对新法，吕惠卿认为是王安国和冯京在背后为郑侠撑腰，为了树立威信从而维护新法，他便以诽谤朝廷、相互勾结之罪将王安国、冯京、郑侠三人贬至外地。不幸的是，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这样一来，王安石便对吕惠卿心有芥蒂。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更是利用这一裂痕，不断挑拨王吕二人的关系。

　　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后，由于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并且缺乏有效的沟通，双方矛盾进一步扩大。为认真贯彻免役法，吕惠卿于熙宁七年颁布手实法，但由于手实法在实施过程中允许农户之间的互相检举，使得人心浮动，导致农村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宋神宗为了稳定政局，将王安石调回中央，再次主持朝政。王安石复相后于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废除了手实法。随着王安石复相，吕惠卿被逐渐从新法中央集团中剥离了出去。王安石之子王雱还对吕惠卿进行疯狂攻讦，力图将其击倒，双方误会加深。然而，此时的吕惠卿对王雱等人的攻击并没有反击，其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够保持变法派的统一性，避免因分裂而影响新法的实施。从这一点看来，吕惠卿的确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变法者。

　　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吕惠卿出知陈州。遗憾的是，即使去了陈州，保守派以及王雱等人并没有停止对他的攻击，最终导致吕惠卿同王安石决裂，二人在仕途上再无配合。后来由于宋神宗对王安石产生厌倦，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再度罢相。吕惠卿也因各方排挤一直在地方任职，再没有回到中央。王吕二人可算是两败俱伤，变法运动也就此走向没落的命运。

　　崇宁五年（1106年），吕惠卿之子吕渊因听到妖人张怀素的话却不揭发而获罪，吕渊发配沙门岛，吕惠卿则被追责贬为祁州团练副使，宣州安置。后又恢复为观文殿学士，任醴泉观使，从任上致仕。

　　政和元年（1111年），吕惠卿去世，赠开府仪同三司，后追谥“文敏”。吕惠卿是个有雄才韬略之人，也是一个勇于直面挑战的变法者，可惜他没能斗得过阴云密布的封建官僚统治体制，而最终沦为变法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