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桥，俗称“五里桥”，又有“西桥”“安海西桥”等称呼。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横贯闽南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长久以来，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以“卧龙”“巨虹”等壮丽称号闪耀于志书、文献、诗赋之中。多少高官名士亦留下了与桥联系紧密的传奇典故。

　　名桥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参观 

　　碑记石刻彰显安平桥人文之盛

　　港海贸易繁荣促造桥愿景 

　　安海位于晋江与南安的交界处，倚山濒海，与南安水头镇隔海（溪）相望，古名“湾海”。宋时，随着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的逐步发达，这里船舶云集，市场繁盛，其西曰“新市”，东曰“旧市”。海泊至，州遣吏攫税于此，号“石井津”，扼晋江、南安两县的水陆要冲，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

　　明代编纂的《安海志》叙述古时安海一带人民漂洋过海发展贸易的盛况称：“宋元于今，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安海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成为交通枢纽，亦为日常贸易互通的货物集散地，港海贸易十分繁荣：“斯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入海门之间；渡头风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货物山积，市镇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然而，在安平桥未兴建之前，这里的港湾，由于海潮从石井江、东石港而来，山洪由九溪、大盈而下，汇合交流，形成鸿沟阻隔，行人过往、货物运输，端赖舟楫摆渡，甚为不便。每逢狂风巨浪之日，更是危险至极。南宋赵令衿《石井镇安平桥记》称：“濒海之境，海道以十数，其最大者曰石井，次曰万安……惟石井地居其中，而溪尤大，方舟而济者日千万计……飓风潮波无时不至，船交水中进退不可，失势下颠，漂垫相系，从古已然，大为民患。”

　　因陆路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安海、水头货物的流通交易，建造跨海桥梁连通两地，解决“马舆安行商旅通”的问题，以适应海内外贸易与交通发展的需要，成为当时民众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安平桥应运而生了。

　　                                          安平桥常以“卧龙”“巨虹”等壮丽称号闪耀于志书、文献、诗赋之中。

　　兴修跨海大桥的“六功臣” 

　　说到安平桥兴建的“功臣”，有六个人不能不提，即祖派、黄护、智渊、赵令衿、黄逸和惠胜，如果离开了他们的贡献，可能如今我们也就见不到安平桥屹立的雄姿了。

　　《安海志》援引《清源旧志》称：“宋绍兴八年戊午（1138年），僧祖派始为石桥，镇人黄护与僧智渊各施钱万缗为之倡。功将半，派与护殁，起十四载未竟。二十一年辛未（1151年），太守赵公令衿卒成之。其长八百十有一丈，广一丈四尺，疏为水道三百六十有二，自为记，榜曰‘安平桥’。”《八闽通志》载：“安平桥在石井镇，宋绍兴八年，僧祖派始议为石桥，镇人黄护及僧智渊各施钱万缗为之倡。”由此可知，最早是僧人祖派提议建造安平石桥的。他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安平镇的富商黄护和僧人智渊的拥护。黄护和智渊二人率先各捐钱万缗，倡建安平桥，同时向周围群众募捐筹集建桥资金，而后由僧人祖派主持建桥。

　　祖派，南宋绍兴年间僧人，生卒不详，时人称之“慈惠禅师”。据《枯崖漫录》和《闽书》载，祖派为泉州人，在开元罗汉寺落发为僧，后为承天寺的僧人。祖派还是一位水利专家，绍兴六年（1136年），他曾受晋江县令洪元英之委托重建晋江湮浦埭。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八·舆地志·水利志》载：“绍兴六年，邑人李密、李国表，复请筑于令洪元英，仍以僧祖派、体柔领其事，凡三年而成。时守刘子羽闻于朝，锡洪元英章服，祖派赐号慈惠大师。民为洪立祠，以祖派、体柔从祀。州人王瑀为记。”也正是因为祖派有修缮水利工程的经验，故而黄护和智渊愿意跟随他建造安平桥。

　　兴建安平桥的消息传开，晋、南两地民众纷纷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一股强大的造桥力量。黄护不仅捐钱，还亲自参与监理建桥，操劳多年。可惜的是，在当时建一座像安平桥这样的石桥，是个浩大工程。纷繁芜杂的事宜耗尽了祖派、黄护的精力，他们竟没来得及等到桥梁竣工，便相继辞世了。

　　祖派和黄护的过早去世，使得安平桥建设工程注定要成为一场“接力赛”。该桥在建造了近14年后，仍未落成。不过这一状况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是年，赵宋宗子赵令衿出任泉州知州，他应士民之请，与新兴化县令黄逸（黄护之子）、僧人惠胜再度筹集资金，续建安平桥。

　　                                            桥上中亭前立有石雕武士像，披盔戴甲，手执长剑，形态威武。

　　据文献记载，赵令衿一向是位敢说敢做、不怕事之人。靖康初（1126年）他在任军器少监时，就曾因直陈见解而触怒皇帝被革职；复官后，在坚持抗金主张的张浚被罢官时，他又挺身而出“硬刚”朝廷，疏求挽留张浚，再遭罢官；第二次复官后，赵令衿先至德安府当通判，而后才到泉州出任知州。有这么一位敢担当的“血性”官员主政泉州并续建安平桥，可以说是泉州人的福气，也是安平桥的运气。

　　黄逸，字德后，是黄护之子。他在南宋绍兴年间为兴化知县，为政“根于至诚，尤崇尚学校，建议道堂”，是位“有贤名”的好官。安平桥建造未半，祖派与黄护便相继离世，这对建桥民众的士气打击颇大。所幸经郡守赵令衿援促，黄逸秉承父志，再度倡修安平桥，为安平桥的完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了赵令衿的主持、黄逸的倡建及董事，尚需一位“高级工程师”来负责安平桥的具体设计与建造，这项任务就落到了僧人惠胜的肩上。历史文献对于僧人惠胜的记载稀少，但此人在绍兴六年（1136年）就已崭露头角了。那一年，时任泉州知州的刘子羽策划重修州学。众所周知，古时州学乃州郡官办教育的主体，修建州学非同小可。刘子羽不敢大意，故“命浮屠惠胜等掌之”（《泉州重建州学记》），即令僧人惠胜等负责重修具体事宜。这次州学重修按左学右庙建制，增高旧基二尺余，在今址建成大成殿，殿前置东西两庑，殿东建明伦堂，殿后为议道堂。明伦堂前为东西十二斋，“御书有阁，祭器有库，祠房燕亭宾次庖廪之属，一新轮奂”。同时疏浚由东南方流经学宫的南溪支流，“濬青草池，内潮汐于桥之下”，使学宫见山傍水，“江山增丽，亘古无前”。能把州学重修至“亘古无前”的地步，足见惠胜对于承建工程得心应手。也正因此，赵令衿在续修安平桥时，才会想到要请惠胜再度出山相助。

　　果不其然，有了赵令衿、黄逸、惠胜等人合力修建，安平桥终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十一月告竣。建成后的安平桥“其长八百十有一丈，其广一丈有六尺，疏为水道者三百六十有二。以栏楯为周防，绳直砥平，左右若一，隐然玉路，俨然金堤，雄丽坚密，工侔鬼神”。通桥之后，险恶的海湾渡口变成坦途，与泉州内陆腹地紧密相连，可谓四通八达，为安海港运输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吸引更多商船通过安平桥将货物运输到泉州各地以及漳州、广州等。

　　赵令衿造福一方百姓，深得民众拥戴，以芳名载入青史。而黄护、黄逸父子接力修桥同样成为民间说不完的故事。为缅怀黄护的德善事迹，南宋朝廷曾追赠其为“晋江县尉”，淳祐十年（1250年）泉州知州韩识在编纂《清源新志》时记述黄护事迹时称：“为不没人善，乃记其名，以垂不朽”。安海桐林古称“吕林”，现今居住于此的黄氏族群即尊黄护为开基一世祖，桐林黄氏家庙内迄今收藏着黄护、黄逸父子画像。

　　                                                              “白塔”系安平桥的附属建筑

　　碑记石刻载述名人渊源 

　　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碑记、石刻，上面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在安平桥中亭周围的十三方古代重修碑记中，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1459年），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但根据记载，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桥成之时，泉州知州赵令衿就为安平桥落成撰写一方碑文《石井镇安平桥记》，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惜原碑早废，碑文尚见载于《安海志》中。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桥上超然亭重建，晋江人张廷芳为之撰《重建超然亭碑记》，该碑亦已佚失。

　　根据碑记石刻的载述，由明至清，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七次。据陈弘《重修安平桥记》云，明时“逮倾圮，而当南涯溪潮之处毁断尤甚……乃天顺改元，北涯耆民安□国广募缘，人咸乐输，遂先新水心亭，次及桥道。自北涯起，倾者砌，断者续，因复建亭于其上。是岁十月兴工，越三年八月而讫，桥亭次第一新。”明朝天顺三年（1459年）的重修应是安平桥落成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

　　据碑刻、文献记载，明清著名的将军郑芝龙、施琅、蓝理等也参与过安平桥修缮。《水心亭记》碑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立，碑首篆刻“水心亭记”四字，碑文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时任潮漳副总兵右都督的郑芝龙奖倡重修水心亭之事。今碑立于安平桥中亭；《施琅捐修安平西桥碑记》碑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立，碑中记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平台凯旋，捐俸修造安平桥、顺济桥和浮桥的史实。今碑立于鲤城浮桥桥畔的接官亭之侧；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福建陆路提督蓝理筑西埭，以海土填安平桥水心亭两旁，盖屋168间，建了一座长里许的街市。后蓝理被罢职，中亭街市遭毁。

　　修桥自古以来被民众视为善业，亦是德举。有意思的是，清代官员徐汝澜在出知晋江时，曾修缮晋江旧铺桥、惠济桥两座古桥，后来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在这期间，他也官运亨通，由晋江知县一职，擢升为台湾知府，再升至泉州知府，实现官场完美“三级跳”。《重修安平桥记》碑今在安平桥中亭，碑文由时升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立。碑文细述了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绅士耆老踊跃参与，于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万古流芳》碑，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碑上那一行行捐资修桥的芳名中，既有普通百姓，也有官宦、商贾、寺僧等，甚至还有镌以商号的；在中亭另有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立，为泉州知府徐汝澜撰。碑额浮雕双龙护牌，牌中竖刻篆书“皇清”二字。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同时积攒下良好的官声，可谓一举多得。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

　　                                               “望高楼”“金汤永固”石刻，是清代里人黄章烈所题。

　　除了碑刻外，不少石刻也与名人息息相关。在安平桥桥西牌楼旁，南宋绍兴年间原立有左迪功郎、南安县尉陈大方篆书的“安平桥”三字，今该碑石仅存“桥”字。残高1.42米，宽1.25米。陈大方为福建长乐县岱边村人，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后来官至新安教授、高州教授，是位学识渊博之人。桥西牌楼的东面，今有“水国安澜”石匾。据说此匾为南安知县盛本所书，清嘉庆戊辰年（1808年）立，古时匾位于西牌楼的西面，2010年才被移至东面。盛本是浙江慈溪人，工书法，遗墨流传，人皆宝之。光绪《慈溪县志》称其“工隶草，尤善擘窠书”。桥东段牌楼东面上有“望高楼”“金汤永固”石刻，是清代同治甲子年（1864年）里人黄章烈所题。背面有“寰海镜清”四个大字石刻，为“合镇公立”。安平桥中亭庙前石柱之上，有楷书阴刻楹联：“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这是清同治丙寅年（1866年）安海金墩人黄恩承刻立的。而最西侧的另一根桥亭石柱上刻着“公定界止籴货诸人越界者罚戏一台”，此石刻乃是当时商业交易的规约，也反映了安海一定自古商业繁盛。亭前两侧各立有两尊高1.6米左右的石雕武士像，披盔戴甲，手执长剑，形态威武，风格古朴。

　　安平桥头接近安海三里街处，矗立着一座高20.5米的五层六角、砖石仿木空心楼阁式的镇塔。这塔原名“瑞光塔”，俗称“白塔”，系安平桥建成之年，乡人以造桥余资建造，为安平桥的附属建筑。其基石用雕琢图纹的花岗石筑成，塔身共五层矗立，六角飞檐，外形仿木构楼阁，皆以白灰粉饰；内有沿塔心盘旋而上的阶梯，可通塔顶葫芦刹。古朴雄浑，气势非凡，遂成船舶近岸航行和出入港湾的航标。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柱国太傅、礼部尚书、晋江安平人黄汝良倡议修塔，并将“瑞光塔”更名为“文明塔”。

　　1938年，弘一法师由漳州经同安梵天寺走过安平桥来到安海，就驻锡五里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达一个月之久。在水心亭澄渟院期间，弘一法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他将自己的居室亲题命名为“澄渟院”，并撰下“如来境界无有边际，普贤身相犹如虚空”“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等楹联。弘一法师多次应邀在金厝祠堂向安海民众讲佛经，后辑为《安海法音录》一卷，传为佳话。

　　                                                                  安平金墩黄氏家庙

　　明代桥上爆发抗倭血战 

　　安海镇南滨海金墩码头至白塔以东一带古称“永安庄”，是安平金墩黄氏的发祥地。黄氏安平金墩派始祖为元隐士黄松，他元末因战乱避居泉州郡城熙春铺。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黄松之子黄良辅，由泉州迁居安平“永安庄”。经过族人的拼搏拓展，安平金墩黄氏逐渐繁衍昌盛，基业稳固，成为安海望族。而今说起安平金墩黄氏，一场发生于安平桥上的抗倭血战，更是不可不提。

　　据《晋江县志》载，明嘉靖年间泉州地域内有倭寇数支，贼众万计，有些长期屯扎在英林、潘径、泗州、石菌沿海等地，对安平镇虎视眈眈，先后8次攻入镇里烧杀抢掠。其时，安平城没有驻镇官兵戍守，每次倭寇来犯，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官府无能为力。安平金墩黄氏族人对倭寇深恶痛绝，在族人黄仰、黄中色等志士的统率下，安平金墩黄氏族人毅然组建“江夏黄家军”抗倭保安平，偕安平百姓与倭贼作长期殊死斗争。明嘉靖戊午年（1558年）端午节，在安平桥上曾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抗倭保城战。这一天抗倭义勇子弟们返家过节，而倭贼趁机来袭。正在过节的乡民忽闻倭贼前来围攻安平城，惊恐不已，一时场面大乱，乡民争相从南门（现水心亭）跑上安平桥西奔，殊不知倭贼船只正在安平桥海港，误上安平桥的难民被数以百计全副武装的倭寇追杀。危急之时，黄仰召集黄氏族丁数十人奔安平桥头拒敌，经过几个时辰的搏斗，斩杀倭首十余级，贼终败退，安平城得以保全。然而失败的倭寇贼心不死，又调动盘踞在海上的三千贼寇发起疯狂进攻，面对寡不敌众的情况，有人劝黄仰先避其锋芒，退守城内。黄仰慨然说道：“逃，匹夫也。以一身活万人，丈夫责也。纵不敌而死，亦王事之忠。忠，我素志也；得死所矣，夫复何恨哉。”遂率从弟廷英以及族丁在安平桥头与倭贼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壮烈牺牲。黄仰等义士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却保护了数千百姓的生命和安平城的安全。

　　在黄仰牺牲后，其子黄回清继承父志扛起抗倭大旗协守城池，队伍不断壮大。《安海志》义勇篇写道：“是时贼誓凭凌，安平城草创，稚堞城橹器械无一足恃，众欲弃之。回青独与叔父伯善终营守御，部勤义勇子弟，昼夜登陴，身亲矢石，多具糗醪以饷入保者。有恶少谋翻城应贼，侦治其状，白昼伯善偕镇弁格捕示贼，贼气沮解去，城赖以完。”后来，黄回清又奉泉州知府熊汝达之令转战晋北洛阳一带，率乡兵败倭于洛阳桥畔，设计生擒倭首“蹩脚番”，继又在磁灶大破贼人，吓得倭寇丧胆不敢再犯。

　　黄仰抗倭牺牲后，明廷曾下旨为其旌表义烈，钦赠州同知，封承务郎，崇祀泉郡忠义祠。安平桥上的抗倭义举可歌可泣，是古代抗倭史上绚丽的一笔，这段抗倭传奇也将永为后人传颂。

　　                                                               桥东段牌楼有点像关守

　　高官大贤旅游打卡吟诗 

　　安平桥是久负盛名的古代跨海石桥，在我国桥梁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其不仅工程宏伟艰巨，而且结构新颖，堪称当时的奇观，为我国、为世界桥梁工程技术，奉献出了辉煌的成就。也正因此，它成了历朝历代官宦、名士旅游“打call”的“朝圣地”，吟咏安平桥的诗赋联文更是冉冉轻似秋烟，缥缈于数百年的时光之中。

　　作为安平桥的主持建造者，赵令衿早有《咏安平桥》诗一首：“维泉大海濒厥封，余波汇浸千里同。石井两间道所从，坐令往来划西东。怒涛上潮纩天风，舟航下颠一瞬中。孰锐为力救厥凶，伟哉能事有南公。伐石为梁柳下扛，上成若鬼丽且雄。玉梁千尺天投虹，直槛横栏翔虚空。马舆安行商旅通，千秋控带海若宫。震惊蛟鼍骇鱼龙，图维其事竟有终。我今时成则罔功，刻诗涯涘绍无穷。”其中那一句“马舆安行商旅通”已将当时安平桥的作用写得明明白白。

　　南宋朝散大夫、理学家吕大奎被名儒邱葵誉为“泉南名贤，紫阳高弟。造诣既深，践履复至”，著名政治家文天祥更是在吕大奎抗元殉难后，为其题字“朱后文先”，吕大奎在中国理学研究上的成就之高可见一斑。吕大奎也曾作《过安平渡》一诗曰：“此日江山倍有情，怒涛万顷一书生。丹诚欲挽东流水，古渡安平恨不胜。”似乎想要道尽无力挽救大宋江山的悲哀怨恨之情。

　　明代安海人、衢州府同知黄伯善是位“天资粹美、学力高迈”之人，曾著有《菊山文集》，其诗学擅一时之宗派。安平桥与安平东桥都建于南宋，以“双桥跨海”的景观成为安平八景之一。黄伯善曾作《双桥跨海》描绘此景曰：“王孙驱石作天津，乌鹊鼋鼍语不真。潮落潮生皆逆旅，石亡石在等微尘。纵然题柱非吾事，岂必济川尽古人？天意欲教金锁断，为歌松柏诉江神。”其中的“潮落潮生皆逆旅”也成为一时名言。另有一首《西桥水心亭》，则是黄伯善歌咏安平桥水心亭丽景的诗赋。

　　明代南京工部右侍郎、晋江人何乔远亦留有《秋日安平八咏 其四》曰：“西桥五里海门遥，小阁观音压岸腰。陡见莲花清宿淤，拍天白雪是秋潮。”来描写秋日的安平桥风光。

　　清代道光年间的贡生施钰，后来曾任台湾彰化盐课大使，著有《石房樵唱》四卷。他也有《安平怀古》诗篇：“往事低徊慨正深，兴修义举纪南浔。月斜老寺惟钟磬，风递环溪自古今。故苑莺花羁客梦，荒碑苹藻孑民心。夕阳遥下西桥外，听尽啼鸦杂暮砧。”则呈现安平桥另一番景象。

　　到了近现代，安平桥上同样名人纷至沓来。1920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受孙中山之托，到闽南召陈炯明回粤讨伐桂系军阀，路过安海时填了一首《黄金缕·抵安海感赋》，全词情景交融，浑然天成：“五里长桥横断浦，不度返乡，只度离乡去。剩得山花怜少妇，上来椎髻围如故。冉冉斜阳原上暮，罂粟凄迷，道是黄金缕。彩旆红旗招展处，几人涕泪悲禾黍。”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之情。

　　1962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到安海考察郑成功史迹，并参观安平桥，曾亲笔题写《咏五里桥》七言律诗一首：“五里桥成陆上桥，郑藩旧邸纵全消。英雄气魄垂千古，劳动精神漾九霄。不信君谟真梦醋，爱看明俨偶题糕。复台诗意谁能识？开辟荆榛第一条。”借“咏五里桥”来歌颂郑成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